2023首届博鳌国际地理标志发展大会暨北纬30度国际合作（博鳌）大会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铁发言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美丽的海南岛，共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3首届博鳌国际地理标志发展大会暨北纬30度国际合作（博鳌）大会。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院，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发展和北纬30度国际合作大会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李铁

    中国历经五千多年磨炼，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创造了灿烂的制度文明。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是选择自己的道路、做自己的事情。”

接下来我的发言内容分为三部分：

一、中华5000年构筑典章制度丰碑——5000年沧桑不倒

二、1921-2021构筑百年制度丰碑——100年涅槃重生

三、2013-2023构筑十年制度丰碑——10年睡狮真正大醒

    中国所以成为世界强国，是自身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曾用“双十三”（十三个制度体系和十三大制度优势）做了精辟解读，这就是历史悠久、闻名于世而从不夸张；地大物博、经济发达从不霸道；治国有序、国泰民安从不欺世；文化繁荣、物质雄厚从不凌轹。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形成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理论，这些思想的精华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

第一部分 五千年传承，凝聚典章制度丰碑

一、五千年的典章制度

中国五千年的典章制度非常丰富，概括之，主要体现在五类体系之中。

（一）珍存于久远的新石器文化中。

从史前遗存中寻找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甘肃秦安大地湾F901宫殿遗址。资料图

安徽蚌埠双墩陶器上的符号。资料图片

安徽蚌埠双墩陶器上的符号。                                      

河南汝州阎村出土的陶缸，上有“鹳鱼钺”图画。资料图片

●早期中国的萌芽和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早期中国形成之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最早要从旧石器时代说起。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旧石器时代约200万年的漫长时光里，中国这块地方的石器始终具有自身特征，发现的人类化石早晚也有继承性，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和中国土著人群有过血缘上的交流，所以苏秉琦先生才会说，“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多年的时候，已经出现谷物农业，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米，在中国的中东部地区形成了五个小文化区，分别是华南、长江下游、中原、黄河下游，以及东北和河北。之所以划出这五个文化区，主要是因为出土的陶器等彼此不太一样。但因为华南有着世界上最早的两万年前的陶器，所以其他几个区域陶器的出现也有受到华南启发的可能。

　　大约距今9000年以后，文化发展的重心就落到了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有的文化发展水平超前。举个例子，在浙江义乌的桥头遗址，就发现有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有些非常漂亮的瓶、罐等器物可能不一定是实用器，或许与祭祀有关，有些陶器上彩绘有类似于《周易》的阴阳爻卦画，有的又类似数字卦象符号，结合长江下游此后的类似发现，推测当时可能已经有八卦一类数卜的产生。

在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发现了距今7500年左右的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场，里面有4个一米见方的大柱洞，原来应该有非常高的建筑物，发掘者推测可能是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通天的“天梯”。因为在这个遗址出土的精美白陶器上，就有这类“天梯”的图像，此外还有太阳纹、八角星纹、凤鸟纹、獠牙兽面飞龙纹等，其中八角星纹可能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这里面的兽面纹、八角星纹后来影响到全国，商周时期青铜器上饕餮纹或兽面纹的源头就在这里。

　　大约距今7000年进入仰韶文化时期，文化和社会进一步发展。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半坡类型的聚落，周围有环壕，几乎所有房子的门道都朝向中央广场，看得出当时的社会向心凝聚、秩序井然。河南濮阳西水坡的蚌塑“龙虎”墓，冯时认为与青龙、白虎、北斗组成的星象有关，将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出现和盖天学说的产生提前到距今6000多年以前。在南方，河姆渡文化出土有玉器、漆器、象牙器等，最著名的艺术品是象牙雕的双凤朝阳，陶器上的很多符号，可能已经有特定的含义，并且流传到后世。

　　●早期中国的形成和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暖湿适宜，是中国史前农业大发展、文化格局大调整的时期。这时候，在河南、陕西和山西交界之处，形成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它最典型的特征，除了作为酒器的小口尖底瓶，就是陶器上的花瓣纹彩陶了，这些彩陶灵动变幻、神采飞扬，与庙底沟类型的空前强大和扩张态势正相吻合。

　　在庙底沟类型的带动下，周围的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红山文化等也都加快了文明化进程的步伐。大汶口墓地这个时候的大墓，有的已经有100多件随葬品，属于崧泽文化的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墓地，有的大墓随葬彩绘石钺、玉璜等60多件随葬品。这两个东部沿海文化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富贵并重，和中原不同，我认为代表文明化进程的“东方模式”。所以，从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了初步的阶级分化，迈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和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

    距今5300年以后，在甘肃中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出现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有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已初步形成前堂后室、东西两厢、左中右三门这些中国古典建筑的基本格局特征。而河南中部的巩义双槐树聚落遗址也有100多万平方米，发现三重大型环壕、大型夯土基址，这里发现的长排宫殿式建筑与大地湾前堂后室式的宫殿式建筑有一定差别，分别成为夏商周时期两类宫殿建筑的源头。

　　距今4500年进入龙山时代以后，黄河中游地区，尤其是陇东和陕北的中心地位继续加强，出现面积达600万平方米的灵台桥村遗址，和核心区面积就有200万平方米的延安芦山峁遗址，在山西南部兴起面积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里面有大型宫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宫殿，还有半圆形的“观象台”，以及随葬大量玉器、漆器、龙盘等的豪华大墓。陶寺晚期还发现用朱砂写在陶器上的比较成熟的文字，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不但早已进入国家阶段或者文明社会，而且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超越同时期的长江流域。

　　距今4000多年以后，在陕北出现面积400多万平方米的石峁石城，雄伟高大的皇城台，宏大复杂的城门，精美的玉器，神面、兽面石雕，以及铜器等，都尽显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气象。对应历史记载中的“禹征三苗”事件，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王国制度的基础。

　　黄河下游也是文明发祥地之一。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既有五莲丹土等古城，也有山东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章丘焦家等高规格墓地，有些大型墓葬有棺有椁，随葬较多玉器、黑陶器、象牙器、鼍鼓等珍贵器物，也有象征军权的玉石钺，有些陶缸上有原始文字。

   长江下游最引人瞩目的非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莫属。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了大型祭祀遗迹和高等级墓地，有的大墓随葬品达330件，其中仅玉器就有200多件，层层堆满墓室内外，富奢程度令人惊叹。

    长江中游在距今5000年至4100年之间先后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已发现20座古城，最大的石家河古城约120万平方米，分成“宫殿”区、祭祀区、墓葬区等，营造出浓厚而又特别的原始宗教气氛，有的陶缸上有类似大汶口文化的单个字符，应当也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二）珍存于极为丰富的甲骨文化中

    甲骨文的内容，涉及3000年前商代的自然生态、天象祲异、气候灾害、王室组成、宗法与宗庙制、王权与神权关系、卜官与占卜制度、土地所有制、社会经济构成、立邑任官、交通出行、外交征伐以及商王都内权贵阶层结构内、外服制度，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层、政体架构和国家管理形式；在法律制度方面的一套墨、劓、刵、刖、椓的“五刑”系统；商王朝的武装力量构成体制，以及“兵农合一”的非常设“族兵”军事制度；还记下了流星雨以及发生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5次日食，反映出古气候与古天文制度研究的珍贵史料；实行一套适合农业定居生活的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的制度安排，等等。

（三）珍存于浩瀚的青铜铭文中。

   《墨子·鲁问》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通观铭文的历史，它兴起于商代中期（商早期例证较少），在商晚期获得发展，产生了能够叙述完整事件的长篇铭文。至西周前期达到成熟，并逐渐走向鼎盛，西周中晚期铭文多有数百字者，如《毛公鼎》（《集成》2841）达499字。当时的铭文存在多种类型的书写模式，可供人根据不同目的进行选择。

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看中国早期的生命价值观

   铭文至西周中晚期达到鼎盛，出现了如《史墙盘》、《毛公鼎》这样重要的铭文名篇。铺写文王以来七代周王的崇高美德和治理功勋，强调其孝友、勤勉的品性，可以看出它自始至终都以“德”作为核心，代表当时社会对“德”治的礼仪制度有关。

    何以中国？1963年8月，陕西省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东北郊贾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后被命名为“何尊”。1975年，考古学家发现在何尊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其中有“宅兹中国”一句。何尊铸造于周成王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后期，距今已有三千余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中国”两字。

      5800年前，文明曙光在中华大地出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今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形成都邑性遗址，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形成其他中心性遗址。距今5100年至4300年前，一些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朝建立后，经过约二百年的发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建造了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在中原各地形成不少人口集中的聚邑。

  这些都邑和聚邑，被称为“国”（國）。“國”是一个象形字，中间的“口”代表人、人群，下面的一横代表一片土地。由于这片土地是这群人生活和生产的基础，必须有人拿戈守卫。为了安全起见，周围还要建一圈墙——外面的一个大“囗”。何尊中那个“國”字的写法还没有外面这个大“囗”。这样的国当时已有很多，所以有了“万国”的说法。  

这就是中国，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缔造历史的大舞台。

  这就是中国，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生生不息的家园。

  这就是中国，我们美丽、光荣、伟大的祖国。

（四）珍存于早期大量的简策帛书中

   中国早期的简策书写，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创设文字的人，可能就是“史”。从夏朝开始由“史”转变为史官，出现了有制度认可的最早期行政官员。

从殷商的青铜铭文中可知，殷商的史官称作“作册”“史”“尹”等，史官书写的载体大致有四种：简策、布帛、龟甲、铜器。“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悬泉汉简……这些珍贵简牍将与公众面对面。”“简牍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的光辉思想、制度才智、灿烂文明。只有让它走向大众，方能更好地凝聚文化认同、制度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清华简，也是一次这样重大的“新发见”。

这批竹简的埋藏时间是战国中晚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也就是说司马迁写《史记》时不曾见过。《四告》全篇有五十支竹简，分别是周公旦、周公之子伯禽、周穆王满、召伯虎的告辞。其中第一部分是周公向皋陶祝祷的告辞“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前所罕见涉及中国传统王权制度核心内容的重大发现。

（五）广播于史、地、礼册中

  “二十四史”是中国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记录着4000多年国家运行的制度历史。“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后人加上《清史稿》又合称25史。

二十四史总共3229卷，约有47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均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记载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制度内容和大量的制度运筹事迹。

二十四史所显示的制度体系，又同古代的地理、自然生态、礼仪制度等系列联袂彰显出“北纬30度”范畴东方独特的治国制度优势脉络。

二、五千年历程形成民法典与中国制度

   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之所以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就在于它历经五千年磨炼，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文官制度、科举制度、法律制度、法治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创造了灿烂的制度文明，成为周边国家和民族学习的楷模。尤其是——

中国文官制度，集朝廷制度、吏治制度于一体，构成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成分，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多元层面。

   仅从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朝算起，已有四千多年未曾中断的历史。因此，源远流长的文官制度对于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全面实现国家的治理功能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在《拉萨尔》一文中正确地指出：“要知道，政府当局的存在正是通过它的官员、军队、行政机关、法官表现出来的。如果撇开政府当局的这个肉体，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一个想象，一个虚名。”

中国科举制度，决定着官员和王朝的存亡盛衰命脉。

   中国古代“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理念，正确表达了官吏在立政、执法、治国、理民中的地位性质。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为了建立和完善文官制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不仅为当时的政治运营、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制度，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吏治建设理论和优秀人才文化遗产。我国古代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也对世界文官制度的发展发生过重要影响。早在唐代，日本便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学习唐代的文官制度与法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文官分为亲任、敕任、奏任、判任四等，追溯其渊源就是从唐代文官科举制度而来。13 世纪末叶以来，远涉重洋到中国游历和传教的西方人士，例如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人，在他们的著作言论都很重视文官制度，这对于开阔西方人的视野，传播东方制度文明起了良好的作用。是此，研究中国制度首要是中国文官制度。

中国行政制度，是世界范畴内保留的最为完整的国家结构。

   早在中国奴隶制时代，受宗法政治的支配，即实行亲贵合一的国家组织形式。占统治地位的以“亲亲”“尊尊”为主要内容的礼，集中反映了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宗法政治思想及其制度。这就是宗法同政治等级、国家结构、国家组成直接联结在一起，构成奴隶制国家的典型形态，无论是诸侯、国君还是卿大夫都是世袭制、代代相承，如墨子所说：“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

中国典章制度，中国早期行政制度的主宰和灵魂，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

   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都从实践中知道“马上得天下者，不能马上治之”，而需要建立国家的机构。因此，一方面多层次的文官机构围绕着一个轴心运转，另一方面王朝也通过文官系统推行封建国家政策法令，行使绝对权力。贯穿中国古代的行政体系的典章制度的基本要素，中国在近 3000 年的国家机体运转中，是以典章制度的作用，实行人治、官治和国家治理，在世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典型。是此，研究中国制度的历程绝对不可忽略中国保存完好的行政体系和庞大有序典章制度。 

中国法律制度，是国之重器。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靠相对健全的法制护航。如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国践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最终促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形成的汉律 60 篇，两汉沿用 400多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了“贞观之治”；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又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成为中国近 1500 年的法律制度蓝本。

第二部分 浴火涅槃，铸就百年制度丰碑

今天说制度自信，当代中国最具自信。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自信最大的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皆已是民族共识。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实践为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清晰地认定：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期盼的愿望所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生长的，是党和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伟大成果，凝结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艰苦奋斗，建立起四座制度丰碑，交出的就是一份永恒合格的制度答卷！

第一座丰碑——1921年至1949年，我们党完成从苏维埃到新中国的国家制度构建，“艰苦探索救国制度之路”。　　

（一）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

28 年，走过的艰苦探索救国制度之路。

瑞金苏维埃：发布《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铸百年制度；

延安陕甘宁：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制度救国；

西柏坡—香山：以制度决战，打赢“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彻底埋葬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黑暗制度；关键时刻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制度战略大转移；进京赶考，决心把合格的制度答卷载入史册；为迎接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制度《共同纲领》，绘就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中国从此站起来了。

第二座丰碑——1949年至1978年，我们党筑牢中国“站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石，“成功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28年，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开国大典，宣告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五四宪法》，筑起社会主义制度丰碑，铺设下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总道路； “两弹一星”，助中国制度屹立东方，决定着“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中国制度优势时代的到来：嫦娥五号奔月，天问一号着陆火星，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天上人间展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辉煌。

      70年前大庆会战，中国战胜“洋油”制度，靠的是“矛盾论”“实践论”；八大决议，设计出先进工业国制度框架，中国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重返联合国，开启中西制度对话大门，尼克松“破冰之旅”开启中美交往机制，田中角荣“匆匆”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双百方针”，奠基百年的文化制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进党的文化制度建设，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的决定写进宪法和党章；

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体系宏大全面铺开。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

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

第三座丰碑——1978年至2007年，我们党建设中国“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制度体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三）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实行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28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市场经济制度的一次伟大革命，进行了党和国家继七届二中全会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制度战略转移；构建特区制度，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制定现行宪法，总体推进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宪法制度建设历程，现行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直到第五次修宪，都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变革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走向制度化的探索，气势宏伟，成就斐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确认 “科学的春天”，开创“863”“973”高科技时代的科学制度，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一纲四目一国两制，百年港澳回归祖国。 

第四座丰碑——2007年至2035年，我们党运筹中国“强

起来”的制度文明远景方案，“坚定不移迈向人类制度文明”。

（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28年，坚定不移迈向人类制度文明新征程。

   我们抓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

中国制度成就中国之治，中国制度开辟中国之治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第三部分：新时代十年

十年奋搏，构筑东方制度文明丰碑

（一）制度成果

制度事关根本，制度事关国家盛衰存亡、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国民福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摆在党和国家的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制度理论与实践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制度思想实现中国化、时代化、体系化，是中华文明标志性的伟大丰碑，是人类制度走向更高文明的坐标高地。

十年形成国家制度体系，这就是：

   中国政治制度，开创人类制度文明新纪元；中国经济制度，打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文化制度，树立“风景这边独好”路标；中国社会制度，保证国富民强、长治久安；中国生态制度，筑起中国“金山银山”；中国党的制度，铸就百年伟业辉煌；中国军事制度，筑牢“中国之治”钢铁长城； 中国法治制度，夯实“制度之治”根基；中国外交制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十年制度，凝聚新时代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理论、思想、制度构建体系,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

（二）制度践行

1.“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已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如中欧班列、雅万高铁、中老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科伦坡港口等，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打造了一个个“国家地标”“民生工程”“合作丰碑”。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增进世界人民福祉贡献了中国智慧，展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2.自贸区十周年“领航”开放发展路

   十年耕耘结硕果，厚积薄发铸辉煌。十年来，自贸试验区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推出了一大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形成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站在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列，积极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累累硕果令人瞩目。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周年

   十年来，在地区层面，中方提出并推动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中非、中阿、中国—太平洋岛国等10个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层面，中方提出并推动构建了网络空间、核安全、人类卫生健康等8个命运共同体。十年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日益深入人心。

4.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2019年9月14日，中欧领导人宣布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我国275种地理标志产品将获得出口欧盟的保护；《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加快打造农业“金字招牌”。中央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强化政策倾斜。地方做好“土特产”文章，我国地理标志（产品）、原产地保护产品、特产之乡（都）共计8000余件，数量全球第一！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打造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并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让我们用制度促进世界的共建共融共享，成为世界和平的催化剂，让北纬30度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利益共同体，以此谋求北纬30度各个国家、地区未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相信，只要我们携起手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围绕理论、思想、制度构建体系，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为世界各国国家治理提供中国样板和中国方案。共同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最后，预祝博鳌亚洲论坛2023首届博鳌国际地理标志发展大会暨北纬30度国际合作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李铁

编辑：林望

校对：莫习圣 余业